文化民生编织幸福生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为目标,我国大力推进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和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建设,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从供给侧发力,创新体制机制,统筹城乡均衡发展,文化成为改善民生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幸福指数的重要衡量尺度。
“非遗”织就脱贫路
非遗是手艺,也是日子。
贵州毕节织金县官寨乡大寨村苗寨的300多名妇女,靠着蜡染刺绣的手艺,在家门口抱着娃、绣着花、挣着钱,过上了好日子。
“小时候,每到晚上,阿妈就会对着蜡烛边做刺绣边哼苗歌。蜡染和刺绣是寨子里姐妹们从小就耳濡目染的手工技艺,每个女孩子都会得到母亲的真传。”12岁那年,蔡群已是远近有名的巧手小姑娘。为了能生活更好,她成为外出打工大军中的一员。
偶然的一次机会,她参加了当地的民族手工艺比赛,蜡染“织金洞银雨树”获得了毕节市二等奖,还获得2000元奖金。“原来我们祖辈传下来的手艺是值钱的!别人能把民族手工艺品开发成旅游商品,我们为什么不能?”于是,东拼西凑了5万块钱,买了缝纫机和原材料,蔡群的苗族蜡染刺绣工艺坊开业了。
趁着“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东风,短短几年间,蔡群的工艺坊风生水起。“我要把厂子做大,让村子里的姐妹们都能回来,回到孩子们身边,守着孩子和家的日子才是真正的好日子!”
2013年,非遗大省贵州启动了“锦绣计划”,旨在促进传统民族手工业发展,让绣女在家就业,改善老人空巢、儿童留守的乡村现状。这一年,蔡群当选了全国人大代表,她的责任更重了:不仅要自己致富,更要带着乡亲们奔小康——她开始试着在大山里“拥抱”互联网,开起网店,全国各地的订单源源不断……
“现在,政府把蜡染刺绣作为精准扶贫的重要内容,给了我们很多扶持,企业场地从几十平方米扩大到现在的3000多平方米,人员从2人增加到现在的300多人,产品远销美国、韩国、马来西亚。”蔡群说,更多外出打工姐妹之所以能够回来,是因为她们在家门口每月就可以轻松赚到3000多元钱。
最新数字显示,三年来,贵州从事手工业的妇女达到50万人,产值50亿元人民币,带动就业人口百万余人。
近年来,文化部将非遗保护传承与创新扶贫开发方式相结合,支持具有较强设计能力的企业、高校和机构到非遗项目所在地设立传统工艺工作站。目前,已分别在新疆哈密、湖南湘西、贵州雷山、青海果洛、安徽黄山、广东潮州设立了6个传统工艺工作站,帮助当地解决工艺难题,促进就业增收。
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名誉院长王文章看来,非遗保护不应是凝固的保护,有些项目适合于发展生产、制造产品,政府应积极引导扶持,使这些项目在生产和创作中实现经济社会效益与传承发展双赢。
社区剧社结下的深情厚谊
上海市虹口区提篮桥街道许多居民的人生轨迹,因为参与排演一出名为《梦回提篮》的多媒体情景朗诵剧而改变。
2012年,杜洪连从部队转业,这个平时就对舞台表演感兴趣的小伙子很想在文艺创作上有所作为:“当时首届市民文化节组织话剧大赛,鼓励社区居民自编自导自演。于是和在社区工作的妻子合计,用我擅长的话剧小品排演技能,团结一批社区居民,演我们社区的事,讲我们自己脚下这片土地的故事。”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虹口地区提篮桥一带曾经是数万犹太难民的避难聚居地,被誉为“东方诺亚方舟”。杜洪连在社区居民乐温君老人创作的小品《友谊地久天长》的基础上,把二战时期犹太难民与上海提篮桥地区居民建立深厚友谊的故事搬上舞台。
社区里老老少少十多户人家都来参演,编导、演员、灯光、舞美、场记、剧务等都由居民担任,“篮梦剧社”在社区文化中心的大平台上诞生了。
几年时间,《梦回提篮》由最初的小品慢慢成长为一台多媒体情景朗诵剧,还获得了上海市民文化节的三个奖项。而与此同时,这出戏也使得剧社社员们的生活更加精彩:
当年少言寡语的居委会社工陈开元,为了救场当上了B角。而今她已开始负责整个街道的群众文化团队建设,同时也是篮梦剧社的新任社长。
65岁的应维光和女弟子李金惠在排练场擦出了爱情火花。2016年,篮梦剧社全体成员参加了他们的婚礼。
从小在上海长大的犹太难民后裔沙拉·伊玛斯,被剧社邀请出演犹太难民角色。几次正式演出时,关键情节沙拉都很入戏,激动的泪水从她的眼眶深情涌出,观众们也随之潸然泪下……
政府搭台,群众唱戏——自2013年起,上海连续5年举办覆盖全市的市民文化节,每年参与和服务的人次超过2600万,成为传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平台。
“在这里,一个个平凡的梦想正在起飞。”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巫志南给上海的群众文艺创新点赞,“以市民为主体的文化发展方式在上海生发、成型,市民‘自我表现’的文化艺术活动快速成长、走向繁荣。”
不久前,文化部出台首个全面指导群众文艺工作的五年规划——《“十三五”时期繁荣群众文艺发展规划》,聚焦激发人民创造活力,以基层群众为服务对象和表现主体,引导群众自我表现、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不断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小镇青年”走进现代化影院
今年34岁的蔡炜玮是陕西省安康市宁陕县的一名小学教师。她居住的小县城,大山环抱,长安河穿城而过,交通不是很便利。
爱看电影的她记得,上世纪90年代,县城有了第一家电影院——宽大的空间、几百个硬座椅、几元钱票价,那是孩子们发现新奇世界的好去处。
2014年,县城有了现代化影院——环易数码影院,容纳30多人的小厅,软包的舒适座椅、中央空调,以及爆米花、饮料等配套消费;后来,片源也和城市院线同步更新,还安装了立体放映技术。
这让当地一众热爱电影的人有了归属感。作为资深影迷,蔡炜玮每周都会去看电影,有些不算热门的电影,她甚至能享受“包场”。夫妻两个人看电影的花费占每个月家庭收入的十分之一。
据宁陕县文化旅游广电局统计,2015年,该县电影票房由2014年的基本为零突飞猛进为5.26万元,观影2420人次,营业额26300元。
宁陕县的数字很有代表性。近年来,市场半径的扩大,为电影产业注入了一股不可阻挡的活力,全国连续多年的银幕数增加,多集中在三四线城市,坊间也多有“小镇青年成为中国电影票房新的增长点”之说。
中国传媒大学教师朱传欣分析这一现象时说,近年来三四线城市的“小镇青年”崛起,要加紧对这些城市院线的评估和布局,抓住“小镇青年”集体爆发的时机。与此同时,要认真研究解决有效供给不足等问题,充分释放以“小镇青年”为代表的农村乡镇消费群体的消费潜力。
围绕扩大有效供给、积极引导文化产品生产和文化消费方向,文化部、财政部两年前启动“拉动城乡居民文化消费试点项目”,从东、中、西部选择典型地区,采取发放惠民卡、文化消费补贴等不同措施进行政策试点,并在此基础上研究提出具体政策措施建议。目前,安徽、湖北、贵州等地试点均取得初步成效。
一幅生动的文化民生画卷正徐徐展开。2017年5月,中办、国办印发《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进一步明确细化了文化小康任务——加大对原创精品扶持力度,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高品质精神食粮;推动基层公共文化设施资源共建共享,开展文化精准扶贫,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文化权益;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扩大和引导文化消费,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
编辑:马晓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