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丹青史诗与时代精神（文化观象）——纵谈中国美术重大历史题材创作

以上依次为范迪安、冯远、徐里、许江、施大畏人物速写，蔡华伟绘

主持人：徐 里（中国美术家协会分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秘书长）

对话人：冯 远（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许 江（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美术学院院长）

范迪安（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

施大畏（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文联主席、上海中国画院院长）

        以古为鉴，可知兴替。当美术把历史这面镜子竖在我们面前时，它就折射出了一个民族的精神图谱，照见了中华民族从五千年浩瀚烟云中走来的苦难辉煌。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历史题材美术创作更是担负着重塑国家和民族形象的重任，美术家们以此凝聚社会共识、促成民族认同，团结社会各界，共筑中国梦。

     “丹青之兴，比雅颂之述作，美大业之馨香。”在迎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时刻，如何认知中国美术重大历史题材创作的来路与去向，它究竟具有怎样的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创作上有哪些令人瞩目的关键和规律？我们邀请中国美术界几位权威人士一探究竟。

——编 者

核心阅读

       盛世修史、丹青绘史，以浓墨重彩的画笔来彰显具有5000年文明历史的民族精神、辉煌成就、创造成果和杰出人物，是一项需要我们持续努力才能达成的文化基础建设事业

       艺术家想用一张画、一件雕塑表现历史的多元性，需要通过典型性手法创造性地塑造历史，可能一个人物表情、一个眼神就已经蕴含了多种历史的暗示

       国家在日益强大之时，更需要我们建立自己的文化传承体系，树立中华民族的历史观，自信地面向世界，在国际语境中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

        我们还原历史的尝试不过是要把人们带入历史的真实情景中去思考历史。在这历史表象的背后，不仅是一个民族悲怆的记忆，还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警钟长鸣

       主题性创作或者说重大历史题材创作，是用绘画语言再现历史、传承历史的重要手段。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先后开展过几次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参与的画家包括王式廓、罗工柳、董希文、石鲁、靳尚谊、詹建俊等，留下了《开国大典》《转战陕北》《八女投江》《狼牙山五壮士》等重要作品。此后，中国美术创作一度进入个性化语言发展阶段，这个时期也成长起来一批新的重要画家，为组织新的主题性创作培养了画家队伍。

       近年来，我们重新启动中国美术重大历史题材创作，先后组织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美术作品展”“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美术作品创作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等。这些展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的大型美术展览，涌现出一批精品力作。即将到来的党的十九大、建党100周年等一系列重大活动为艺术家提供了更多时代命题，这又将是一项振奋人心的美术创作工程。

伟大时代需要“盛世修史”

       徐里：在西方，历史性的主题绘画比比皆是，而在国内，虽自唐宋便有记录市井阶层生活和皇帝出行、大典的绘画，但鲜成规模。“历史画”或者说题材性绘画，有着以图证史和以艺咏史的特殊职能，所以，我们现在有义务也有责任把主题性绘画创作做好。

       范迪安： 现代意义上的历史性主题创作最早产生于古罗马，主要是指以重大历史事件为题材的绘画，又称为“历史画”。对于“历史画”，我们至少需要从三个方面来理解它：一是意识形态性，即历史画背后都隐含着某种思想观念；二是历史真实，历史画中包含着过去发生的某种事实，如何看待历史、还原历史需要艺术家去研究和发挥创造性，从艺术语言来看，需要一种“写实性”的创作；三是典型性，艺术家想用一张画、一件雕塑表现历史的多元性，需要通过典型性手法，创造性地塑造历史，可能一个人物表情、一个眼神就已经蕴含了多种历史的暗示。在西方博物馆里，最引人瞩目的也正是这些记录了重大历史事件的宏大绘画。但在中国，这样的图像历史并不完整，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才接续起来。所以，我认为，近几年的“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和“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以及马上要开展的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美术创作工程，都属于“盛世修史”的重要工程。

       冯远：所谓史诗，通常指反映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古代传统、著名人物，结构宏大、充满幻想与神话色彩的长篇作品。当代人常常通过图形的识读以弥补、丰富对文字记载和典籍的理解，在普通人的意识中，历史画的意义甚至超过作为绘画题材的历史，而更具时空穿透力，人们通过图像与历史神交，从而更为切近“真相”。要了解一个民族的精神图谱，难道还有比阅读描述历史的图像更为直接的吗？

       与一般意义的绘画不同，历史题材创作有着明确的主题内容设定和表现诉求，甚至包括艺术风格和形式语言的契合。从能够查证的中国绘画历史至今，尤其是自史料日渐充裕的近代以来，中国绘画似乎并不在乎历史的记录与表现，艺术求取的最高审美境界，也未将人和人的历史作为主要命题。仅有百余年历史的中国各式博物馆、美术馆鲜有表现各个历史时代重大事件和人物活动的艺术收藏，更缺少彰显大写的“人”的绘画藏品，这既是历史价值取向的偏执，也是艺术历史的遗憾。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历史画创作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重视，状况得到了改变。进入新世纪以来，历史画和历史题材创作的条件获得前所未有的改善，文化补课成为一项重要使命。

“丹青绘史”体现文化自信

        徐里：冯远先生，您是“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的主导者之一，也是实际参与者，您也说过，打开一部中国艺术史，见山见水见花见鸟，但很少看到中国历史的大事件，所以我们要为艺术史注入一些金戈铁马的艺术精神。

       冯远：一个曾经饱受屈辱，经过艰苦卓绝的抗争与奋斗，如今快速发展崛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国，正以它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自觉意识，推进着“五位一体”发展理念、“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建立在深厚基础上的文化自信，不断强化着当代中国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带领13多亿人民为实现中国梦而不懈努力。盛世修史、丹青绘史，以浓墨重彩的画笔来彰显具有5000年文明历史的民族精神、辉煌成就、创造成果和杰出人物，是一项需要我们持续努力才能达成的文化基础建设事业。

      “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和“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的相继完成推出，凝聚了当代中国美术界几代优秀艺术家的智慧和心血，他们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意识、文化使命感和创作热情，认真研究典籍史料，准确把握艺术切入点，将对历史文化的思考和对艺术品格、理想价值的追求，自觉地灌注到对历史风云、文明进步以及中国精神的当代表达之中。并且在史实凝缩表现、历史情景再现、艺术语言铸造和精神境界开拓上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好水平。它们标志着中国美术在历史画艺术创作领域取得的重大成果和所达到的高度，也填补了许多历史主题创作的空白。

       一个多世纪以来，绘画和造型艺术的观念、形式经历了丰富多彩的变化，艺术的功用也由早期的古典写实的单一形式演变为不同审美价值追求的表现载体。随着网络数码技术对现代人生活影响的持续强化，绘画艺术的发展越来越难以预测。但不管艺术如何变化，它对历史、人文、真善美以及人类情感的承载与传播，是不会轻易改变的，数码技术也无法完全替代个性化的创意表达，历史画、历史主题创作仍将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一同前进。

为当今中国立信塑魂

       徐里：神话传说是历史画的重要题材，它记载了人类早期的故事，是人类文明发端的标志之一。上古神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我们对神话的研究和创作似乎有所忽视，今天，我们应该重新回望我们的文化传统，在我们的神话中找到可资借鉴的创作资源和创作灵感。

       施大畏：回望5000年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总让我们振奋。我们从哪里来，如何面向未来，什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怎样传承发展？这是新形势下摆在每一个文化人面前值得重新思考的命题。

       我们曾经花费很长时间构想《开天辟地——中华创世神话》的创作，目的恰是为了梳理中华文明的源头。神话是各民族文化意识萌芽时期的创造，蕴藏着祖先对自然和世界的原始认识及丰富想象。正如古希腊神话之于欧洲文明，上古神话之于中华民族之魂，先民为了生存与自然不断抗争，为了美好生活不懈追求，留下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自信与自强精神。

       尽管有涉及中华神话的大量古籍存在，也有不少研究神话的学术成果，但是相较于西方，我们的研究整理明显不够系统，神话的普及还远不到家喻户晓的程度。1840年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我们经历了漫长的屈辱和苦难，文明的断裂、文化的缺失让我们深切感到重新塑魂铸魂的必要性。当我们的祖国在日益强大的时候，更需要我们建立起自己的文化传承体系，在国际语境中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树立起中华民族的历史观，自信地面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徐里：有一位哲人曾经说过，神话有一个伟大的优点，凡是意识永远抓不住的，在神话中都可以通过感官和精神看到并保留下来。由此，神话故事中的人物塑造当然是一件至关重要的大事。然而，中国绘画中神话人物形象严重缺失，让广大民众普遍喜爱的神话人物更是凤毛麟角。远古神话正是因其遥不可及，渺无可思，给擅长形象艺术的美术家们带来了创作上的巨大挑战。

       施大畏：诚然，如何把神变成人，也考量艺术家的创造力。据古籍记载，神话人物常以半人半兽的形象出现，塑造唯美可爱的人物形象很不容易。在不断研究探讨中，一位学者表达了“远古图腾应体现在头饰和武器装饰上”的观点，为绘画作者们找到一个避免半人半兽形象出现的合理性。诚然，应该认识到这些神话人物最初其实都是基于人类的形象产生的。女娲是中华民族的女神，而伏羲和夸父则象征着一种男性的力量，有了这些理解，艺术塑造便不再令人感觉难以触及。而上古神话中诸如阴阳、八卦那样晦涩的概念，也融入了故事情节，变得更为贴近现代审美，更加便于现代读者理解和接受。

       理解并塑造出鲜活的历史人物，需要创作者的情感投入和情怀表达，唯此才可能承载起这份沉重的英雄力量。西方神话人物通过几百年的反复创造，已逐渐深入人心，我们不可能一蹴而就。凡是大众喜闻乐见的形象，往往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普及和提高的过程。我们从连环画绘制着手，解放思想，充分发挥画家们独特的、个性化的想象力，让创作走到大众的视野中去，获得进一步的滋养和提高。于是，就有了《开天辟地——中华创世神话》这一创作，它既是对中华文明寻根问源的实践，也是当今中国立信塑魂的需要。

艺术创作要将情感深潜其中

       徐里：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价值观念。我们欣逢这个昂扬奋进的伟大时代，用美术的方式创造反映人民心声、历史重托、时代呼唤的优秀作品，是每一个美术工作者的职责所在。每一次创作时，都应该意识到，我们是在为未来、为后代记录我们的责任和使命。

       许江：的确如此，我曾经参与很多重大历史题材创作，饱含深情，担负责任，深受感动，深受教益。创作《残日·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南京》时，我首先面对的就是如何把握“事件”与历史逻辑之间的关系。南京大屠杀作为震惊中外、惨绝人寰的历史事件受到许多艺术家和文学家的关注，人们通过电影、文学、美术等媒介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还原和解读。特别是许多画家做出了卓有成效的探索。这既为我们的创作提供了参照，也增加了创作的难度。最后我们确定从民族和时代交织的大背景中去认识和还原历史，在一个更广阔的时空中把握历史的内在逻辑。构图上，视角全部是从“坑”下向上望，我们每个人都仿佛站在了坑下的某个位置，真实地目睹了这样一场血腥的屠杀。坑内死难者的横躺与坑上杀戮者的竖立形成对比，死难者的身躯表达了一种历史的悲情，震撼人心。但这绝不仅是一件纪实性的作品：阴暗的色调、惨淡的日影、被害者坚定凝视的目光、厉声啼哭的婴儿和顽强挣扎的士兵等等，这一切都以其象征性而引发人们的思考——我们还原历史的尝试不过是要把人们带入历史的真实情景中去思考历史。在这历史表象的背后，不仅是一个民族悲怆的记忆，还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警钟长鸣。

       徐里：您的画作《天地悠悠》让我想到文天祥在《过零丁洋》里的那句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为国家、为人民，这是怎样一种舍生取义、视死如归的情怀？不难想象，文天祥在敌兵挟押之下，立身零丁洋畔，此刻月昏星稀，海天寥落，重镣在身，却朝服庄重，他心中曾“诚惶诚恐”，念兹在兹不忘为民请命、为国效劳。这样一幅画，应该是怎样的色调，怎样的用笔呢？在色稿阶段，那沉郁的色调是呼之欲出的。

       许江：更加无以遏制的是用笔。一般的写实绘画，对形的要求很高，用笔应服从塑形的需要。在《天地悠悠》中，当置身于这个血火冲天的场域里，我总感到一种塑造与挥洒的冲动。这种冲动让我在长空沉郁中，用褐与绿埋下横向的、如风的用笔，又在旌旗长缨的飞动中，如绳如麻地挥斥。我们感受到笔触从形囿中挣脱出来的活动和快意，感受到史称表现主义的那种无以遏制、发自内心的搏斗与迹化，感受到文公的汗青丹心对整张画的呼唤和照耀。接着，这种看似杂乱的用笔凝在长蛇般的黝黑的敌兵战马身上。在画的正中央，文公兀自傲立，顶天立地。他的袍仿佛放着光，胡须飞扬，目视远方。他心头的郁结，在天地间的横斜乱笔中跃动；他慨然的志向，接天连地，凝于中央，任海风吹打，任横笔飘洒。那丹心又渐渐脱洒下来，滩头殷红，那些草木乘着疾风，挺着劲健，如若钢浇铁铸。天上的横风，地上的劲草，飞舞的旌旗，彼此呼唤。有一种形与色的冲击在笔头上蕴养，形在凝，色在飞，一收一放，尽在笔下的激越之间。我们甚至感受到一种诗性的力量，循着那些横笔，那些挥洒，正在成为可视的东西。我们着力捕捉，我们百般确认。多少次，那临门一脚的紧张与失落紧紧地抓住我们。某种心迹在这里淤积，又打开，抹去，再重来。这正是绘画沉郁的缘由，也正是我们以绘画来亲近这位千古义士的深意。

编辑：蔡学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