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黑龙江哈尔滨,孟先生的儿子今年考上了哈尔滨工业大学,从初四开始小孟就一直在补课,粗略估算四年补课费超过50万元;在山东泰安,小学生李星泽穿梭于英语、作文等9个培训班,处于一种高度焦虑疲于奔命的状态;在广东广州,一位母亲在网上晒出孩子一年补课花5万的账单时感叹:“养的不是孩子,是台碎钞机。”
其实,他们只是全国各地补课学生大军的一个个缩影。中国教育学会发布的调研报告显示,2016年中小学课外辅导机构的市场规模已达8000亿元,参训学生规模达到1.37亿人次。
暑假已经过半,虽然教育部门三令五申颁布减负令、教师有偿补课禁令,但是家长还是在焦虑情绪作用下让孩子赶场般参加校外培训。
不补课才是新闻?
每个家庭都“望子成龙”、“望女成凤” 南师大教育管理与政策系副主任陈红燕曾说,在优质教育资源相对缺乏的背景下,家长普遍感到恐慌,因而相互攀比,不计成本,千方百计让自己的孩子在狭窄的成长通道中争得优先权。在城市里,孩子不补课才是新闻。即便是那些原本没打算参加培训的家庭也被裹挟进来,不得不为培训埋单,支付一笔不菲的费用。“不能让孩子输在同班同学这条起跑线上”,这句话虽然直白,却是多数家长的“心里话”。
校外培训机构深谙家长心理,一般都敢承诺短期内就能提高学生学业成绩。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北京示范性高中校长向人民网记者表示,参加学科培训的学生因提前学或掌握了一定应试技巧,短时间内考分提高明显,使没有参加学科培训的学生家长倍感压力,产生焦虑、纠结情绪,从而萌发了参加校外培训的意愿。
“分分,学生的命根。”这句流传了几十年的顺口溜,在今天依然有效。与此同时,在中高考加分政策一再“瘦身”的当下,高水平特长生还有降分录取的几率。对于家长主动送孩子参加各类补课班的动力,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一阵见血地指出:家长的长远焦虑是孩子将来能不能有个好工作,因此步步为营,争取每个阶段都让孩子能够排在同龄人的前列。一位北京的四年级学生家长说得很直白,“给孩子语数外全部都报了班,为孩子花钱赚个好前程,不心疼。”
相较于学校,校外培训机构一般班额较小,并能够提供“一对一”的辅导。前述高中校长分析说,这样的配置,一定程度上满足了部分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校长从家长那里听说,一些学有余力的“学霸”曾主动要求家长送其到校外机构学习感兴趣的拔尖课程,希望快速提高专业水平。
在培训机构看来,在优质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公立教育体系没有办法顾及到所有学生的进度,有些学生跟不上,有些学生吃不饱。对于那些学习能力强的孩子来说,如果引导不恰当的话,可能会成为常人眼中“静不下心来学习”的孩子;而如果引导恰当的话,他们可以发挥出更大的潜能。
“学校减负、家长增负”的拉锯战
“学校减负、家长增负”的拉锯战正在很多地方上演。在路上巧遇的家长,见面刚寒暄几句之后话题就立马转向孩子报了什么班、期中期末成绩如何。一些生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家长,聊天的过程中就打定了主意,在孩子没有意愿的情况下也要把孩子尽快送进培训机构。
对于大多数普普通通的学生来说,“通过在机构投入大量精力实现的‘超前学习’,可以短时间内提高考分,却不可能培养出有创新能力的人才。不同人的发展速度应依据其天性和能力所决定,而不是按照单一标准去硬性规定,这种揠苗助长的做法,对孩子的成长会造成伤害,对发展会造成阻碍,这体现出的正是家长急功近利的教育理念。”储朝晖对此深表焦虑。
“超前学习”,在前述高中校长看来,是通过“提前教、超纲教、教授应试技巧、变相押题”等手段,在短期内快速提高学生成绩,违背了学生的认知规律,扰乱了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通过与多位家长的交流,校长发现:家长虽然心知肚明参加培训会加重学习负担,家庭经济压力也挺大,但却“不得不为之”。
单一的应试分数标准是根源?
部分学校全校上下“天天围着分数转,月月为着分数干,年年盯着分数线”,学生只能探头于书山题海,没有了张扬个性的土壤和空间,家长“焦虑症”日益加重。教育本应是尊重生命的活动,而不该成为压抑个性的过程。
从教育公平的角度来说,储朝晖认为“城里孩子花大价钱参加各种培训后分数提高,也会让农村孩子吃亏。他分析说,对教育的管理和评价方式是导致家长主动让孩子补课、“超前学习”盛行的根源。政府部门要想切实解决这一问题,就不应当继续去颁布更多的减负文件,而是应当推动简政放权,促进教育健康长远发展。
孩子的人生本来应当是多姿多彩的,而家庭、学校不应无视孩子的天性,只关注读书、升学这一件事。“烧钱式”教育的背后既有教育评价的导向问题,也有家长的焦虑、培训班的煽动。“要想缓解,最关键的是要形成多元评价机制,不能仅仅用单一的应试分数标准来评价学生,同时让各级学校成为评价的主体。如此一来,学生便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自我发展,减少学习的被动性而带来的学习压力负担过重,减少‘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观念所带来的应试现状,才能从根本上使‘超前学习’问题有所改观。”储朝晖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