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八一军旗在战火中升起

南昌起义时用的是国民革命军陆军军旗

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旗帜。这是画在湖南桂东沙田村第1军第1师政治部驻地墙上的旗帜图画，为我们保留了当年工农革命军军旗的最初样式。

长征时期红6军团18师54团军旗

广西战役第三阶段，人民军队高举八一军旗在珠江北岸登船向雷州半岛进军。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后，人民军队的军旗曾有过许多式样，经历了从“借用”国民革命军陆军军旗到“仿制”苏联国旗，再从“借用”中华民国国旗到素面红旗等，最终创制八一军旗的曲折过程。

    南昌起义打的是“国民革命军陆军军旗”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开创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新时期。可许多人并不知道，南昌起义时，我党领导的起义部队打出的是国民革命军陆军军旗。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部队打国民革命军陆军军旗，是受了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特别是中共与国民党左派良好关系的影响。南昌起义时，为争取和团结国民党左派，表明共产党人坚持孙中山革命旗帜的决心，揭露蒋介石和汪精卫集团背叛孙中山革命精神的真面目，团结起义部队中下层官兵，领导起义的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总方针要求下，仍使用国民党左派旗帜，所以，起义部队沿用国民革命军第2方面军番号，打出的是国民革命军陆军军旗。

    关于南昌起义旗帜，张国焘在1927年11月8日致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信中讲到：7月30日我党发表宣言，说共产党不退出国民党，不抛弃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又说孙中山之光荣旗帜永久在革命民众方面，决非反动的妥协的伪国民党所能盗窃的。张国焘的信中还提及：新国际代表来，我们曾问他对此宣言意见，他说大致很好；我记得当时曾问国际代表：我们现在对国民党态度究竟如何？他说国民党的旗帜还是要用的。

    国民革命军陆军军旗与中华民国国旗(俗称“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相近，只是将“青天白日”移至旗幅中心，左侧加上标有部别番号的旗标。1925年广东国民政府成立时，定此旗为国民革命军陆军军旗。

    “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

    南昌起义后，中共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会议仍认为：由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选定的国民党旗是民族解放运动的特别旗帜，共产党现在不应当丢掉这个旗帜。同时，在国民党的旗帜之下组织暴动，可以吸引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分子。

    而在此前后，中共湖南省委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认识到，必须放弃国民党左派旗帜，打出自己的旗帜。8月18日，中共湖南省委召开会议，研究举行湘赣边秋收起义。会议决定：这次起义要公开使用中国共产党的名义，正式亮出工农武装的旗帜来号召和发动。

    两天后，毛泽东代表中共湖南省委向中央报告，“国际新训令，主张在中国立即实行工农兵苏维埃……在工农兵苏维埃时候，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国民党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这一点我在鄂时还不大觉得，到湖南来这几天，看见唐生智的省党部是那样，而人民对之则是这样，便可以判定国民党的旗子真不能打了，再打则必会再失败。”

    对于湖南省委的报告，中共中央并不认同。8月23日，中央回复：“你们以为目前中国革命已进到第三阶段可以抛去国民党的旗帜实现苏维埃的政权……是不对的。”

    1927年9月中下旬，事情开始出现转机——

    1927年8月9日，布哈林在《关于中国革命的报告》中指出：“中国革命当前时期的特点是革命已遭到严重的失败，革命正转入到更高的阶段，即为实行工农专政而进行直接斗争的阶段。”这一阶段，“必须把苏维埃的宣传口号变成直接斗争的口号，并着手组织工人农民和手工业者苏维埃”。8月10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通过了这一报告，即“八月指示”。很明显，共产国际的“八月指示”放弃了原“七月指示”中的“左派国民党策略”。但因路途遥远，通讯不便，“八月指示”直到9月中旬才传达到中共中央。

    9月19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决定放弃国民党左派旗帜。10月10日，中共为辛亥革命纪念告民众书中再次指出：“沪宁武汉先后反共……将国民党的旗帜来做军阀官僚豪绅资产阶级反动的文饰。”“民众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之下，自己武装起来夺取政权，完成辛亥所开始的革命！”

    谁设计了工农革命军军旗？

    由打国民党的旗帜，到打共产党自己的旗帜，中国共产党经历了曲折的认识过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湖南省委对此的认识，走在了中共中央的前面。也正是由于毛泽东的坚持，中共湖南省委未贯彻中央两次复函要求坚持打国民党旗帜的指示，而是举起了共产党的旗帜。

    中共中央也于秋收起义的10天后意识到了“改旗易帜”的必要性，非但没追究毛泽东，中央主要负责人瞿秋白还于1927年9月28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不无感慨地说：“我党有独立意见的要算毛泽东。”

    1927年9月初，中共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召开军事会议，部署起义。在此前后，参加起义的原国民革命军第2方面军警卫团、湖南平江和浏阳的农军、湖北崇阳和通城的部分农军、安源煤矿的工人武装等共约5000人，统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下辖第1、第2、第3团。师部和第1团(即原警卫团)驻修水县城。为做好起义准备工作，9月初的一天，工农革命军第1师参谋部奉前敌委员会之命，在驻修水的参谋处办公室设计、制作军旗。

    从许多当事人的回忆推断，旗帜应当是第1师师部，更确切地讲是师参谋部组织设计制作的。

    何长工在《秋收起义和工农革命军》一文中记述：旗子和袖章的图案是当时师部副官杨立三同志和我在修水设计，并请人按图案制作的。他在《艰苦的岁月》中记述：由我负责设计并制作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的军旗，鲜艳的红旗中间一颗大五角星，星中是镰刀和斧头的图案，靠旗杆有一条10厘米宽的空白，上写着“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的番号，十分威武、漂亮。

    梳理多方当事人的回忆，工农革命军军旗的主要设计者应是何长工。1988年1月9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电《何长工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京举行》中写道：“是他，1927年参加了秋收起义，并亲自设计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的第一面军旗。”

    工农革命军军旗设计好后，修水县城的数十名裁缝纷纷请缨，义务承担军旗的缝制任务，布店老板无偿献出红布料，经过突击共制作了100面，标识不同的部队番号，再发到各团、营、连级单位。

    由于历史的曲折，这100面旗帜都没有保存下来。值得庆幸的是，1928年3月底至4月上旬，毛泽东率中国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1团驻湖南桂东沙田村期间，留有一些宣传壁画，其中有一面较为清楚的军旗画，展现了当时工农革命军军旗的样式。漫画中，标有镰、斧和五星的旗幅，标有部别的旗裤，还有旗杆，军旗诸要素大部齐全。虽有漫画式的夸张，却不影响我们对原军旗式样的想见，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直观资料。

    9月11日，起义部队高举鲜红庄严的军旗，举行秋收起义。

    工农革命军军旗整体式样仿效苏联国旗，而镰刀、斧头交叉叠加在五角星内的造型则仿自苏联红军袖章图案。1919年1月，苏联工农红军袖章的基本图案即镰刀、锤子交叉叠加在五角星内。

    区别于苏联国旗的是，“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旗”以斧头代表工人，没用锤子。何长工等在借鉴时不可能不清楚苏联国旗上标的是“锤头”不是“斧头”。之所以被明确改为“斧头”，应当是有原因的。中国当时的实际是，代表传统手工业者形象的“斧头”，比代表产业工人形象的“锤头”，更容易被理解和接受。同时，“斧头”相比“锤头”更具有力度，体现出对中国革命艰辛的认识。

    现在许多研究文章把“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旗”作为人民军队的第一面军旗。但与秋收起义同期，海陆丰起义也高举起了标有镰刀、斧头、五星的红旗，与工农革命军军旗不谋而合。

    长征时举的是1931年式红军军旗

    192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第51号通告——《军事工作大纲》决定，在割据区域建立之军队，可正式定名为红军，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的名义，唯在暴动各县有工农革命独立团的，仍可听其存在。

    1930年4月，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红军各级军旗的规定的通知》：

    “各级军旗一律用五星红旗，星内排列镰刀斧头之国际徽，旗用大红色旗；中央为五星，五星为白色；中为镰刀、斧头交叉排列，镰刀、斧头用黑色；旗之右边镶白布长条书写番号，旗须用大红色。” “旗上有‘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字样。”

    军旗样式的统一，是红军正规化建设的阶段性成果和重要标志之一。但因通信条件和物质条件的限制，加之中央很快重新颁布了1931年式军旗，故1930年式红军军旗未得到彻底执行，甚至是处于革命中心的红1方面军也没有很好地贯彻执行。正因此，关于1930年式红军军旗的历史照片留存很少。

    1931年3月18日，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苏维埃和群众团体红军旗帜印信式样》。《式样》对军旗做了新的规定，配发了军旗的式样。具体而言，旗幅的左上方为顶角向上的五星，金黄色布制作，代表中国共产党；旗中间为一交叉的镰刀、锤子，金黄色布制作，代表工农；镰、锤相互交叉，基本位于旗幅中心；除旗裤一边外，另三边有旗须；旗裤为2寸3分宽的白布，用以书写部队番号；旗幅上不再有“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字样；旗顶为梭镖，带须。

    1931年式红军军旗把五星提到旗顶一侧，突出了党的领导地位；镰刀、锤子放在旗中央，突出了工农劳动阶级的地位；五星、镰锤一律用金黄色，增加了旗帜的美感。不过，1931年式军旗几乎完全是苏联国旗的翻版，没有多少中国特色，这与当时的教条主义不无关系。

    当时，苏区许多重要活动的场合都悬挂简化的1931式红军军旗来代表苏区领导机关或苏区党组织。

    而到长征时期，各部均已打出1931年式红军军旗，不再是工农革命军军旗。

    新中国成立前夕确定八一军旗式样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列属国民革命军，成为人民军队历史上一个较为特殊的时期。这期间八路军、新四军曾打出国民革命军陆军军旗。

    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内，或在人民军队内部，常打出红旗或红军军旗。早期最典型的是山东人民抗日起义中的素面红旗，或标有镰刀斧头的红旗，成为抗战时期一道特有的风景。

    解放战争时期，红旗在广义上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军旗。在八一军旗没有颁布前，许多部队在作战过程中，往往都高擎着红旗，引导广大将士冲锋陷阵。红旗非常质朴，旗幅上无任何标示性文字或图案，既体现鲜血浸染的革命斗争的艰辛历程，也体现广大官兵一往直前的斗争意志。同时，红旗制作较方便、快捷，在战斗环境下也鲜明、醒目，易于焕发官兵斗志和活力。

    1948年初，战局清楚地表明，人民解放军不久即可向全国进军，彻底打垮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但是，这时的人民解放军还没有统一的旗帜和标识。在此情况下，设计统一的军旗、军徽、帽花和臂章等，成为形势发展的需要。

    1948年2月21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指示电，征求对设计军旗、军徽和臂章的意见，请各地各单位研拟具体样式报送中央审议。

至1948年冬，军委先后收到数百份应征图案。设计军旗式样的，有在前线浴血奋战的战士，有指挥作战的高级指挥员。最难能可贵的，刘伯承在百忙之中也设计了一面军旗图案。

    1948年底，中共中央机要室主任叶子龙拿着一本鲁中军区政治部前卫报社为纪念建军21周年出版的特刊来到作战室，指着该刊封面上一面标识有五角星和“八一”二字的红旗说，毛主席和首长们对封面红旗都很欣赏，指示可按这个思路设计军旗：军旗上要有“八一”二字，以表示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军队举行南昌起义是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历史纪念日；旗上要有五角星，象征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军旗要以红色为底色，既是革命的颜色，也是广大中国人民的传统喜庆颜色；五角星和“八一”二字用醒目的黄色。不久，周恩来就军旗的设计明确指示：设计必须体现毛主席的思想。

    1949年春，北平和平解放。3月下旬，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进驻北平。军委工作人员也拟出3种军旗送审图案：第一案是五角星外加“八一”二字，置于靠旗杆一侧的左上方；第二案是五角星置于中央，“八一”二字竖写置五角星内；第三案是五角星右侧加“八一”二字，置于上半部中央，下面加上5条蓝色波纹水线，象征着中国的5条江河。

    经周恩来带到中央书记处会议审议后，对军旗方案，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们比较看重第一案；对军徽，则看重第二案。由此确定了军旗和军徽的样式。

    1949年6月15日，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开幕式上，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联名发布命令，公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及军徽样式”，指出：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为红地，上缀金黄色的五角星及“八一”两字，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自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诞生以来，经过长期奋斗，正以其灿烂的星光，普照全国！

    （作者为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研究员）

编辑：马晓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