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以前，日本人在中国盗掘掠宝活动统计

1902年，大谷中亚考察队开始在新疆活动，这次主要调查克孜尔石窟和库木吐喇石窟，盗取了一部分壁画。

（被日本人盗过的克孜尔石窟）

1905年，鸟居龙藏在旅大地区作过初步考古调查的基础上，深入整个辽东半岛以及东北的大部分地区活动，进行盗掘。盗掘活动一直延续到1911年。

1906年，大谷中亚考察队派遣橘瑞超等到中国西北地区活动，开始在天山南北和吐鲁番“调查”，盗取中国文物。

1909年，橘瑞超在楼兰遗址附近发现的一个城址上，窃取“李柏文书”。

1910年，京都帝国大学滨田耕作在旅顺刁家屯等地盗掘汉墓。

1918年 关野贞到河北、山西、河南、山东、江苏、浙江等省活动,“调查”当地古代建筑、陵墓和佛教艺术，盗取中国文物。

1922年，常盘大定在河北邯郸一带活动，“调查”附近始凿于北齐年间的响堂寺南北石窟，盗取中国文物。

（被日本人盗过的响堂寺石窟）

1927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由滨田耕作、原田淑人等出面，约请北京大学考古学会马衡、沈兼士等，在东京联合组成东方考古学会。以联合考察名义，盗掘旅大地区貔子窝（今皮口镇）附近的单砣子等遗址，后中国学者陆续退出。

1928年10月，以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名义，原田淑人主持盗掘了旅大地区牧羊城遗址，同时“调查”了牧羊城周边的古墓。1931年原田淑人与参加这一“调查”的学生驹井和爱，还合撰了《牧羊城》一书。

同年5月，在济南附近的临淄县，盗得龙泉寺的2尊北齐石佛、2尊北齐菩萨雕像和2块石碑。

（被日本人盗过的渤海国都城上京龙泉府遗址）

1933年，日本人盗掘了顾乡屯地点，并“调查”了辽代帝陵，为日后盗掘作准备。

1933年，牟田哲二把在赤峰红山一带盗出的陶器、石器和青铜器，包括一些掠夺来的文物，先后赠给日本帝国大学的上治寅次郎、东亚考古学会。

同年秋天，以德永垂康为首的“满蒙调查团”进入赤峰，在红山周围挖掘了几座石棺墓，将所有的文物标本悉数盗走，运回日本。

同年，日本山中商会老板山中和北京分店经理高田，勾结北京古玩奸商倪玉书，对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的石雕进行肢解、劫掠，盗取中国文物。

1934年，关野贞、竹岛卓一等盗掘辽上京遗址、辽中京遗址、庆州府遗址、永庆陵，盗获了包括永庆陵壁画在内的一批中国文物。

1935年，三上次男在内蒙古赤峰和北京金代土城遗址进行“考古调查”，盗获了一批中国古陶瓷标本。

（被日本人盗过的辽代永庆陵，现已成塌成一个大坑）

同年，南满医科大学教授黑田源次、竹岛卓一，以日满文化学会的名义，再次“调查”辽庆陵，后写出了《林东古迹踏查记》一书。

同年夏初，滨田耕作率领东亚考古队对内蒙古赤峰红山后遗址，进行了长达21天的发掘。其中被掘居住遗址2处，墓葬31处，盗走一批中国文物。1838年整理出版了《赤峰红山后》一书。

1936年，日本京都东方文化研究所水野清一、长广敏雄到响堂山石窟、天龙山石窟和龙门石窟一带活动，盗取中国文物。

同年，黑田源次盗掘了金上京遗址(今黑龙江阿城南白城)，盗走出土中国文物。鸟山喜一之前已曾在金上京遗址盗掘过。

同年，园田一龟对黑龙江阿城县金上京会宁府遗址进行大规模的挖掘。

同年，江上波夫、赤崛英三等人对内蒙古中部和东部的历史文化遗迹进行了“考察”，盗走了大量中国文物偷送回日本，并合作出版了《内蒙古高原横断记》一书。

1937年，日本京都东方文化研究所水野清一、长广敏雄等，从本年起至1944年，曾8次前往日军侵占的山西大同，对云冈石窟进行“调查”和实测，盗掘第9、10、19、20等窟，以及冈上的北魏佛寺遗址和阳高汉墓等。

同年，原田淑人带学生驹进和爱，先在平壤乐浪土城“调查”；7月到达元上都遗址，进行盗掘活动，盗走一批中国文物。两人合编有《元上都》。

同年11月，东京帝国大学的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在发现“北京人头盖骨”的原址周口店一带活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多次进行挖盗。

同年，黑田源次盗掘了抚顺大官屯辽代瓷窑遗址，盗走大批中国辽瓷标本。

1938年，原田淑人到北魏平城遗址一带活动。

同年，“奉天国立中央博物馆”馆长三宅悦宗、斋藤武一带领“考古队”，盗掘了抚顺辽金时代土城遗址，持续到1939年。

同年5月，三个日本“学术旅行队”分别由松本信广、保坂三郎、西冈秀雄带队，从东京出发，到江浙一带活动，开始盗抢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古物保存所、西湖博物馆，盗掘南京六朝墓地、杭州附近古荡石虎山遗址以及吴兴钱山漾遗址等，盗获的中国文物共计129件。

同年秋，水野清一等赴河南安阳侯家庄“考察”，进行盗掘。

同年，藤亮策盗掘了吉林延吉小营子遗址。

1939年，东亚考古学会组成由田村实造、小林行雄为领队，钓田正哉、斋藤菊太郎为助理的“辽庆陵考古队”，全面盗掘了辽代帝王陵，时间长达3个月；从辽太祖阿保机陵内盗走阿保机夫妇玉册残简等一批珍贵中国文物。

同年，斋藤武一、田中尧雄等在抚顺大官屯窑址、辽阳土城、塔湾及八面城等遗址盗掘，掘获大批中国文物。

同年夏，鸟村孝三郎在山西大同方山进行“考古调查”，盗获了一批中国古陶瓷标本。

1940年，日本人对占领区的中国文物开始全面盗劫。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和东亚文化协议会，在中国华北地区频频活动，由原田淑人主持，盗掘邯郸赵王城和北魏平城遗址。

（1938年，日本“学术旅行队”在南京六朝萧景神道碑前拓片）

同年，时任吉林高等师道学校助教山本守等人，在喀喇沁旗和宁城县对当地辽墓进行“调查”和盗掘，搜集了一批辽三彩。

1941年，和田清、岛田好等“调查”吉林乌拉街、辉发、哈达各地有关清太祖的遗迹。原田淑人领导的“考古发掘队”，在辽阳先后共盗掘砖室和石室墓l8座(未含零星盗掘数)，其中有南林子和北园村的壁画大墓2座，壁画被彻底破坏。

同年，受聘于满蒙“古迹保存协会”的三宅俊成，在赤峰林东一带“调查”辽代遗迹，搜集了一批辽代文物，事后出版《林东辽代古迹调查记》一书。

同年，关野雄盗掘临淄齐国故城和滕薛二国故城遗址等。

同年，日本人又在周口店和殷墟等在活动，进行盗掘。

同年，“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突然失踪，至今下落不明，疑被日本人盗走。

（1938年，日本“学术旅行队”在日军保护下，劫掠民国中央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资料）

1942年，原田淑人盗掘曲阜汉鲁灵光殿遗址，持续到1943年。

同年春，日本驻军盗掘吉林珲春八连城遗址；

同年7月，东京大学教授鸟山喜一、驹井和爱等人大规模盗掘今吉林省珲春市境内八连城遗址、儿玉重雄盗掘了赤峰境内的英金河南岸的蜘蛛山遗址，出土了一批战国时期的瓦当。

同年八月下旬，长谷部言人、高井冬二复来平组织“周口店调查所”，继续盗掘“北京人头盖骨”遗址，并强迫裴文中参加。

同年11月，在南京城南盗掘出土了玄奘灵骨。

1943年，鸟山喜一在吉林和龙县西古城一带活动，进行盗掘。

同年，儿玉重雄、用中共雄等人在猴头沟缸瓦窑“考察”，并搜集了一批辽瓷标本。

同年，原田淑人在赤峰林东“考察”辽祖州城，5月份，日本东方文化研究院研究员岛田正郎，率领“祖州考察团”在辽祖州盗掘了41天，所有发掘品悉数偷运回了日本国，并于1955年出版《祖州城》一书。

（日军将刺刀逼着中国人帮他们盗墓挖宝）

1944年，日本古陶瓷学者小山富士夫等人，先后盗掘了赤峰缸瓦窑、林东白音高勒窑、辽上京内瓷窑，将全部发掘品偷运回日本。

…………

以上统计并不全面，事实上比这更多。但从所列事件中可以看出，民国时期日本人在中国的盗墓活动到了疯狂的地步，比其它外国列强造成的破坏要严重多倍，活动次数亦最多，像孙殿英这样的中国本土盗墓大贼都不敢明目张胆，都有所顾忌，日本盗墓贼却肆无忌惮，近乎疯狂。

有日本学者辨称，上述日本人在中国的“考古”活动，对推动中国文化研究，特别是东北亚的学术研究是有贡献的，有的研究成果还是惟一的，中国人也没有研究出来。这观点荒唐至极，难道没有日本人，中国就没有先进文化，就没有学术成果？

近来有中国学者研究认为，日本人民国时期在中国境内疯狂盗掘文物资源，特别是热衷于辽文化、高句丽文化的研究，其是另有目的和野心，企图通过考古发现，分裂中国，证明早在一千多年以前，在东北和内蒙古地区就不只有一个不隶属于中原王朝的政权的存在，为他们出兵霸占东北和满蒙独立论，寻找历史依据，日本人盗掘背后的用心，相当险恶！

对日本的在中国的盗掘活动，在《民国盗墓史·内幕卷》一书中有具体讲述，这里不再赘言。

（在中国土地上到处行凶抢劫的日军）

本文来自新闻客户端自媒体，不代表本网站的观点和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