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史”及《清史稿》被称为“国史”：以本纪、列传、表、志等形式，记载了中国各个朝代的历史概貌，使这个国度拥有了近四千年连贯、完整的历史记载；然而，到二十世纪初，由于时代的大变局，以标点和句读为标志的阅读习惯，无异使现代读者和“国史”之间出现了一条阻隔之河。——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这二十年间，一项伟大的文化工程震古烁今：中华书局“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本”的推出，无疑在现代读者和“国史”之间搭建起了一座阅读的桥梁。
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典籍整理的标志性成果，是新中国最宏大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扩大了中国史学典籍的受众，推动了中国古史研究的发展。进入二十一世纪，“国史”整理步伐也未停歇。2006年，中华书局开启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修订工程，进一步确立和巩固点校本的现代通行本地位。
我们的初衷是想勒石记碑：向广大读者展现“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整理这一伟大民族文化工程的艰辛与蓝缕、梦想与光荣。
揭开尘封的往事，是从一张老照片开始的。1973年春，参与“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的部分学者和中华书局工作人员，24人，在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楼顶拍了一张合影。这张照片由启功先生珍藏，他给照片题名为《标点廿四史清史稿同人合影》，并手书每个人的姓名：顾颉刚、赵守俨、白寿彝、杨伯峻……一一看过去，都是在学术界颇有分量的人物。
“二十四史”及《清史稿》，被称为“国史”：以本纪、列传、表、志等形式，纵横交错，脉络贯通，记载了中国各个朝代的历史概貌；以中国历代王朝的兴亡更替为框架，反映错综复杂的历史进程，使这个国度拥有了近四千年连贯、完整的历史记载。
联结“国史”与现代读史之人的关键桥梁，则是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这20年时间里完成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点校整理。
毛泽东、周恩来指示和关怀，范文澜、吴晗与金灿然筹划，中华书局组织实施并编辑出版，全国百余位文史专家先后参与……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是20世纪中国历史典籍整理的标志性成果，是新中国最宏大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进入21世纪，“国史”整理步伐也未停歇。2006年，中华书局开启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进一步确立和巩固点校本的现代通行本地位。
上世纪参与点校“国史”的老先生们，多数已故去。功在当代，沾溉千秋，后人尽享现代通行本的便捷。可是，老一辈学人付出心血的点滴过往，渐渐隐没于众声喧哗的时代。我们试图挖掘尘封的“国史”点校往事。
在那张《标点廿四史清史稿同人合影》中，站在第二排第一位的，是个戴着眼镜、笑容斯文的青年。他名叫张忱石，当年30岁出头，是中华书局的编辑。“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点校工程开展以后，凡是老先生参与点校的史书，都会配有青年编辑为其发稿，遇事共商量。毕业于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的张忱石，便是其一。彼时同在中华书局的，还有比他低两届的北大同专业师弟许逸民。
40余年后，两位先生年过七旬，仍为点校本的修订工程劳心劳力。在中华书局，我们访问了张忱石、许逸民，还有颇受那个时代、那群人影响的学者和编辑。“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之点校，缘何而起，又跋涉过怎样崎岖的长路？
摸索整理方法的“前四史”
“怎么标点，怎么写校勘记，这些老先生也不是天生就会的，他们也在摸索，也在学习。老先生们在大学里教书，学问都很好，标点不会出错，但校勘记不会写。”张忱石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前四史”的点校工作开始时走了不少弯路。
1956年，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在《人民日报》撰文，首次提出整理出版“面貌全新、校勘精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版的‘二十四史’”的建议。后来他又写了《整理古书的提议》，说“这是千秋的事业”“将是历史上最正确、最可靠、最有用的版本——不一定是最后的一个定本，却可信其为空前的一个定本”。
1958年2月，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直属国务院科学发展委员会。在古籍小组制订的第一个古籍规划中，“二十四史”点校本被纳入其中。1958年7月，毛泽东指示吴晗、范文澜组织标点“前四史”。1958年9月13日，吴晗、范文澜召集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尹达、侯外庐，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和地图出版社总编辑张思俊，召开“标点前四史及改绘杨守敬地图工作会议”，研究确定了“前四史”点校的具体方案，还决定“其他二十史及《清史稿》的标点工作，亦即着手组织人力，由中华书局订出规划”。
1958年10月6日，吴晗以他和范文澜两人的名义，给毛泽东写信汇报会议情况，信中说：“关于标点前四史工作，已遵示得同各方面有关同志讨论并布置，决定于明年10月前出书，作为国庆十周年献礼，其余二十一史及杨守敬历史地图改绘工作，也作了安排（标点本为便于阅读，拟出一种平装薄本）。现将会议纪录送上，妥否，乞指示。”
不久，毛泽东复信：“范、吴同志：来信收到，计划很好，望照此实行。”
在中华书局的组织下，由顾颉刚、聂崇岐、齐思和、宋云彬、傅彬然、陈乃乾、章锡琛、王伯祥等人参与，制订了《“二十四史”整理计划》，并列入国家《三至八年（1960-1967）整理和出版古籍的重点规划》。
许逸民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点校“二十四史”项目刚上马时，起初本准备出版两种版本，一种是给专家研究使用的集注本，一种是适合一般读者的普及本，后来集注本做起来困难较大，便集中力量做普及本。
“二十四史”的“前四史”，《史记》《三国志》《汉书》《后汉书》，原本是计划给国庆10周年献礼的。但是最后如期于1959年10月前出版的，仅有《史记》而已。“之后很快出了《三国志》，但做的太简单了，都是直接说结论‘据什么什么改’，也不说理由。那时候整理‘二十四史’的思路，‘前四史’还在摸索中，《史记》没有校勘记，《三国志》的校勘记太简单。”张忱石说，在整理工作由于“文革”被迫中断前，点校本“前四史”均已出版。
顾颉刚点校《史记》，陈乃乾点校《三国志》，西北大学历史系点校并由傅东华整理加工《汉书》并撰写校勘记，宋云彬点校《后汉书》。
赵守俨在《雨雨风风二十年——〈二十四史〉点校始末记略》中回忆，1959年~1960年，他们在校勘方面提出新要求：“除做好版本对校外，还要比较系统地进行‘本校’（本史各部分的互证）和‘他校’（以有关史籍及类书等比勘），并强调要汲取前人对本史的研究成果，后借到张森楷先生的十七史校勘记和张元济先生的‘二十四史’校勘记稿本，供点校各史的工作者参考。为了使标点、分段更为合理，使各史之间大体统一，重新拟定了基本适用于《晋书》以下二十史的标点和分段体例。”
许逸民指出，1960年，时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的齐燕铭，曾对点校本提出过两点明确的要求，一是在学术成果上要“超越前人”，二是经过重版修订使之“成为定本”。要求的提出，推动了点校工作方式的改变。
“翠微校史”和“文革”动荡
完善了点校工作方法，新问题出现了：分散在外地院校的各史点校工作常被教学和科研任务打断，时做时辍。不但时间没有保证，影响进度，连带质量也要发生问题。赵守俨文中回忆，“因为不能连续工作下去，会使刚刚搞出些眉目的问题‘冷却’，断了思路”。
由赵守俨提议，经金灿然和齐燕铭商量，向主持中宣部工作的周扬报告，要求把外地承担各史点校工作的学者调到北京。这一诉求最终实现。1963年秋冬，武汉大学唐长孺、南开大学郑天挺、山东大学王仲荦、中山大学刘节等先生先后进京，集中入住西郊翠微路的中华书局大院。留下了一段流传至今的“翠微校史”的佳话。
张忱石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回忆，当时翠微路有两座红砖楼，西南楼和西北楼。老先生住在“有三个门洞”的西北楼，房间的陈设特别简单：一张书桌、一个书架、一个脸盆架、一张大铁床和一张很矮的小沙发。
“中午我们在食堂吃饭的时候会看见老先生，他们在一个小房间里吃饭。中华书局请了一位二级厨师，姓王，大高个子，为老先生们炒菜。一张八仙桌六七道菜，比较像样。像陈仲安先生会和我们一起排队买饭吃。”
张忱石记得，当时有位姓高的工作人员专门照顾老先生的生活，人很勤快，把老先生照顾得极好，打热水、洗澡、清理地面，深得大家的欣赏。“后来‘文革’时老先生都要走了，还一起凑钱给那位工作人员买了块‘上海牌’手表，表示感谢。”
“翠微校史”期间，各史点校整理工作顺畅运转。然而，1966年还是来临了。
1966年5月22日，傅乐焕在陶然亭自尽，给赵守俨造成极大的震动。赵守俨写道：“在他离开翠微路大院之前，我是最后一个与他谈过话的，我并没有发现他有何异常……我感到这是不祥之兆，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
可谁也没想到，在“二十四史”整理工作停摆一年后，竟又奇迹般地恢复了，虽只是昙花一现。
1967年5月，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要求中华书局继续点校“二十四史”，且“可用旧人”。中华书局顿时刮起一股“业务风”。原任点校的学者仅一部分能够借调到中华书局，另一部分人则由于“问题严重”，未被同意出来。中华书局又从学部系统（即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高等院校补充了一部分力量，“加上中华书局编辑部的老老少少”，分编成若干业务组。赵守俨在文章中形容，“在满城大字报和口号声中，居然有一块地方能够坐下来读书、搞业务，这在当时的北京恐怕是独一无二的，有幸参加这一工作的知识分子，乐得在这块小天地里逃避一时。”可惜这个“业务摊子”仅仅维持了一年左右。
点校本《魏书》的修订负责人、天津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何德章，曾在博士毕业后给唐长孺做过助手。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时，何德章感叹：“负责点校‘北朝四史’的唐长孺先生，不止一次对我谈到他因为参加此项工作，得以在纷乱的时期，仍能继续认真地翻检史书，有幸避开了不少‘批斗大会’。这大概也是当时参加此项工作大多数学者的想法。我们也知道，也有学者被迫离开工作，回原单位接受‘批斗’。因此，那个年代进行的这项工作，可以说是在特殊的背景下，完成了中国古史基本典籍的‘现代化改造’，同时也保留、延续了中国古史研究的学术火种。”
70年代重启整理，功业始成
十年踏破六街尘，老至愁经客子春。
史局汗青欣有日，字编属稿愧无津。
遥山红叶休焚翠，近郭黄流漫卷银。
一夜西风寒透骨，不知原是病中身。
——王仲荦《十年》，作于1976年
张忱石和许逸民皆毕业于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张忱石是首届学生，许逸民是第3届。北大的古典文献专业，由翦伯赞定名，专为培养共和国古籍整理人才而设，由北大和中华书局共办，设在中文系，1959年开始招生。
许逸民笑着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即使北大古典文献专业是对口的“人才培养基地”，毕业想进中华书局工作亦非易事，大学的考试成绩也是一条考核标准。当初有两个女生毕业已分配进去了，结果过了一阵子被“无情”通知：“你们不是‘中华人’”——无奈大学学业不佳。
中华书局要挑选最优秀的年轻人，为中国古籍整理事业储备生力军。
张忱石本来被分配进中华书局的文学组，王仲荦知道后对他说：“我先前也是搞文学的，在中央大学教大一国文，属中文系，到山东大学才去历史系，搞历史实在，你也搞历史吧！”不久他开了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必读书单，希望张忱石将之列入学习计划。后来中华书局重新分配编辑室人员，张忱石留在了古代史编辑室，“应该说是王先生引领我进入历史之门的”。
张忱石成为王仲荦身边的责任编辑，也因此见证了这位先生经历的点校苦旅，以及时代的变幻风云。
张忱石回忆，1963年到中华书局报到时，王仲荦刚过了50寿辰。整理工作期间，王仲荦血压骤高，医生建议休息，中华书局领导很重视，叫他回济南家中休息一段时间。王仲荦说：“回去舟车劳顿，还不如在书局里休息。”
“文革”开始，点校工作暂停，所有人员一律返回原单位。直至1971年下半年恢复工作，中华书局重启“二十四史”整理工程。在这一阶段，“二十四史”点校出版工作分别在北京、上海两地展开，原已开展工作的《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和《宋史》转由上海高校承担。
“当年7月，王先生再次来到中华书局，工作到1976年。王先生为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工作了10年，故先生诗有‘十年踏破六街尘’之吟。其诗又云‘史局汗青欣有日’，即指他负责点校的南朝五史已全部出版。”2013年，王仲荦百年诞辰，张忱石撰写了纪念文章《点校二十四史的功臣》，提及诸多与王仲荦共事的回忆。“王仲荦是南朝五史的总负责人，除点校《宋书》《南齐书》外，卢振华点校的《梁书》《南史》，张维华点校的《陈书》，都由王先生最后审定。”
王仲荦执掌“南朝五史”，“北朝四史”则由唐长孺负责。张忱石特别提到，这两位先生是中华书局的“南王北唐”。唐长孺点校《北齐书》《周书》《魏书》，陈仲安原是唐先生的高足，协助唐长孺点校了《北齐书》《周书》之后，自己完成了《北史》的整理。
何德章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如是回忆唐长孺：“唐先生可以说是天纵史才，他本人没读过所谓硕士、博士，甚至本科阶段所学也非历史，但他有着少年即习得的深厚的国学功底，从吕思勉、李剑农、陈寅恪先生论著中探寻新时代史学处理史料的方法，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吸取营养，提出史学研究的问题。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仍能通过点校史籍、整理出土文书，基本未曾间断地从事学术研究，因而，在魏晋隋唐史领域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上，做出了远超同辈学者的学术成果，可以说至今也无人企及。今天从事魏晋隋唐史研究的人，不接受唐先生的影响，不读唐先生的论著，是不可想象的。”
何德章觉得，唐长孺主持的《魏书》等史籍点校，不是机械的文本参读与文字取舍，而是上升为学术研究。“点校本的许多校勘成果，没有他那样的学术眼光是发现不了的。可以说，唐先生对于《魏书》的点校，不只是为学界提供了一个可信度极高的文本，还为后学提示了北朝史研究的路径，史料来源与运用方法，因而极受学界尊崇。”
作为唐长孺的学术助手的那两年，有两件事令何德章印象深刻。一是曾有人撰文，比较唐长孺与陈寅恪的学术理路与贡献。“唐先生得知后勃然大怒，责令将报刊已接受的该篇文章撤稿，反复强调：陈先生是我心目中的老师，我怎能与他相提并论。”
二是唐长孺最后一次去医院治疗肝癌的前一天，仍在伏案撰写一篇学术论文，考订陆机、陆云兄弟进入洛阳后相互间数十通来往信件的具体时间与背景。唐长孺治学为人极为谦虚，对学术葆有孜孜不倦的追求。何德章说，这些事一直在他记忆中，给他以警醒。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对那一代参与点校的学人，后来的修订者无一不心怀敬仰，亦在治学路上深受影响。
1977年11月，点校本中最后完成的《宋史》（实际出书时间为1978年）出版。历时20年，“二十四史”点校整理功业始成。
复核与完善的修订工程
2005年年初，中华书局开始着手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的前期调研工作，2006年4月，修订工程正式启动。
许逸民前期对修订的流程和体例设计做了较大贡献，后续亦承担大量审稿工作。但许逸民对中国 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坦言，其实一开始他内心是反对修订的。“我生怕弄不好，你费了很大力气，最后大家都骂你。这一代人从学术上来说，确实不如老一代人。”
“《南齐书》从标点、断句、分段到出校，其基本框架结构，都是王仲荦先生所奠定的，体现了他们那一代学者的深厚学术功力。我们今天的修订，完全建立在前辈学者的成果之上。没有老先生所做的奠基工作，就没有我们的修订。”点校本《南齐书》的修订主持人、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景蜀慧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
景蜀慧举例说，由于《南齐书》在版本流传中的舛误阙佚讹脱，点校者虽有校订精核之功，但对底本和校本的选择，书中一些文字、句读的勘正，仍有一定遗缺。而且以今日眼光来看，点校本《南齐书》有些卷做得比较细，而有些卷则可修订的余地比较大。“在中古史领域，近几十年史学研究的发展，使得我们能够对这段历史涉及到的文献和史实做更深入、透彻的了解和观照。以前学者在整理史籍时不太留意的某些制度、事件、人物在文献记载中的正误或差异，在今天也可以用作订正版本、选择异文的考虑依据。”
2010年，许逸民在《修订工程点校情况汇报》中指出点校本需要改进的地方：统一体例、选定底本、调整段落、改正标点、删除旧校、完善旧校、补充新校。
许逸民总结，原点校本显然可见的缺憾，便是各史的整理体例不统一。点校本“二十四史”中，明确采用百衲本为底本或“工作本”的，共计有19史。“究其原因，盖因当时无法直接看到宋元原刻，而百衲本又号称集宋元善本之大成，故以为用百衲本即等于用宋元原刻。其实不然，读商务版《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可知，百衲本对于原刻的改动非常之多。”
谈到修订的必要性，何德章认为，点校本“二十四史”毕竟是在特殊时期、以特定宗旨完成的学术工作，各史点校标准、体例不尽相同，多少存在一些问题。“史书校勘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而且当时校勘主要凭借点校者高水平的学术素养发现问题，不能如今天一样，可以利用电脑进行全面的文献检索、比对。这些，都是此次按统一标准重新修订的原因。”
如今，修订工作已开展10年。继《史记》《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辽史》修订本相继上市后，今年8月，《魏书》《南齐书》修订本亮相上海书展。
此次中山大学承担了《南齐书》《梁书》《陈书》三书的修订项目，“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其中《南齐书》的修订主要由我和我们专业程度较高的硕士生博士生同学负责（个别参加者为博士后），通过几年的工作，同学们在文献和史料的处理解读上得到非常切实的训练，获益极大。”景蜀慧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她最初也曾经心怀犹豫和担忧：如此重要且工作量很大的修订工程，吸收在读研究生参与，能保证质量吗？
“有鉴于此，为保证修订质量，我们在原校复核、版本通校、参校他书乃至修订长编和新校勘记的撰写等环节，都制定了一整套规范的程序，使修订实际上成了一种有分工有合作的集体工作。”景蜀慧介绍，修订组在每个环节都严格把关，并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
“修订过程中，具体负责某卷的同学，会按要求先拟出一份长编初稿交上。我读完后和作者逐条讨论，之后作出修改，提交修订组讨论，一条一条地过。作者在此基础上再去改，我再看过后提交给书局编辑，编辑看完提出修改意见，又退给我们，我们针对提出的问题继续改，反反复复。”景蜀慧说，通过这样一套“不厌其烦”的修订程序，最终才完成了《南齐书》定稿。景蜀慧感慨，“我想对于每个人，这几年时间他们可能一生都不会忘记的。”
作为点校本《魏书》的修订负责人，何德章感觉，通过此次修订，《魏书》的版本源流更为清晰，发现了一些新的佚文、缺字，结论可以回溯，有助于增加文本的可信度。
在修订本出版之际，回望点校本时代，何德章持有与大多数人不同的观点。学术界一般更关注“二十四史”文本的校勘成就，但在他看来，“二十四史”的“现代化改造”，最重要的可能还是标点。
“其实，一般读者，甚至不少学习中古史的研究生，基本上是不会去顾及学者们辛苦撰成的各史校勘记的。上世纪的那次点校工作，是以‘为人民服务’的目的进行的，以古文写成、未经标点的史书，除了以中国古史为业的人外，一般人是难以读通的，而经过标点、断句，初具古汉语阅读能力的人，都有可能耐着性子读下去。”何德章觉得，如果我们将标点视为沟通古代史籍与现代读者的津梁，一点也不过分。
校勘记是点校工作遵守学术标准的体现，这使“二十四史”点校本成为研究者可以信从的古史文本。
何德章表示，点校本“二十四史”印行后，研究中国古史的学者，除了特别需要以及专门从事文献学研究的学者外，基本上都是引用点校本。“我本人为学习北朝史，曾将两套点校本《魏书》翻阅得破损不堪，基本没有翻检什么‘三朝本’‘百衲本’，就是因为信从点校本。可以说，点校‘二十四史’扩大了中国史学典籍的受众，推动了中国古史研究的发展。”
编辑：马晓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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