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乾隆皇帝在永定门内外先后立了三座1.45米宽，8米高的大型方石碑：第一座是乾隆十八年（1753年）在永定门燕墩上立的方碑，碑上刻乾隆写的《帝都篇》和《皇都篇》，因此碑立在显要位置高墩台上，风光无限；第二座是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乾隆皇帝修建天桥至永定门石板路排水渠并重修天桥后，在天桥西侧重立的刻有《帝都篇》和《皇都篇》的石碑，规制内容与燕墩上的碑完全相同；第三座则是同时在天桥东侧立的《正阳桥疏渠记》碑。

    燕墩属火，为北京城五个镇物之一。燕墩由元代兴建，明代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扩建北京外城时，将燕墩四面包砌城砖，清代乾隆年间又在顶部矗立一方形石碑，石碑上有乾隆的《帝都篇》和《皇都篇》两首七律诗。《帝都篇》说的是中国历史上的都城，《皇都篇》说的是清朝都城北京。该文总结了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发展历史，并指出就都城而言，全国有四个地方适宜做都城，而北京最有优势，“右拥太行左沧海，南襟河济北居庸。”西有太行山，东有渤海，南有黄河，北有居庸关，北京为风水宝地，辽金以来为多朝首都。不过，乾隆也认识到，光凭优越条件也不成，还要以德治国、居安思危的治国理念，“然在德不在险，则又巩金瓯之要道也。”

    天桥始建于明朝永乐年间，是明清皇帝祭天时专用的礼仪桥，天桥因只允许天子（皇帝）行走其上而得名，天桥位于天坛北路西头十字路口南中轴线上，是北京中轴线上七座桥之一。明朝及清初是木板桥，雍正七年（1729年）于天桥至永定门之间修建了一条石御路，石路两侧东高西低，西侧常积水，风沙堆壅先农坛坛墙。为此，乾隆皇帝在石路两侧挖排水渠，以利排水，并用挖渠之土修筑二丈宽土路专供行车，还用多余之土堆积成土山，在土山上种植树木。1791年乾隆重修时将天桥改为单孔拱形汉白玉石桥，桥为南北走向，桥下是东西流淌的龙须沟。

    此项工程完工后，乾隆皇帝在天桥东西两侧各立规格相同的一石碑，东侧立他撰文手书的《正阳桥疏渠记》石碑，西侧立的则是刻有《帝都篇》和《皇都篇》的石碑。乾隆为什么在永定门内外立规制内容完全相同的两座石碑呢？

    文物专家王世仁先生认为，按古代礼仪，祭天应在城南郊外进行，天坛原在郊外，明代嘉靖修建外城后，天坛由郊外变为城内了，与郊祀的规定不符。要迁移天坛到郊外，或在郊外重建天坛，工程巨大，难以实施。乾隆对此也很纠结，为此他在天桥重建“国门”，将天桥作为象征性的新国门，在此立刻有《帝都篇》和《皇都篇》的石碑，就表示天坛处在郊外了。

    天桥历经变迁，石碑也是辗转多处。嘉庆十八年（1813年）嘉庆皇帝因白莲教攻入紫禁城，听信风水先生胡言，下旨将乾隆修建的天桥河渠填埋。光绪三十二年（1900年）整修永定门外的道路时，降低了桥拱，1906年修正阳门至永定门马路时，将原来铺的石板拆除，改成碎石子马路。1929年通行有轨电车时又拆除石桥，改为暗沟。后来，天桥西侧的《正阳桥疏渠记》石碑移至天坛北路的红庙街78号院（明清时期的小庙弘济院），保存至今，石碑完好无损地放在密集的居民房中，用铁栅栏保护。在天桥西侧立的刻有《帝都篇》和《皇都篇》的石碑则被移至天桥西北的清康熙建的斗姆宫（庙），民国年间，小庙坍塌，石碑移至先农坛东北外坛墙下，后又移至内坛墙东北角。上世纪六十年代，碑被埋入地下。改革开放后，北京市文物局一直在寻找存放于先农坛的石碑，因埋入地下，时间较长，都说不清准确地点，用探测仪进行探测，也没有满意的结果。后来专家从一位老者那里探询得知，石碑埋入北京方便食品厂地下，于是专家们顺藤摸瓜，于2004年11月在食品厂一平房内挖出乾隆御碑。石碑保存完好，历经220多年的风雨沧桑，字迹清晰。石碑为汉白玉石材，总高8米，重40多吨，碑首为四角攒尖式，碑座为束腰须弥座，刻有卷草花纹，精美异常。碑上刻有乾隆皇帝书写的《帝都篇》和《皇都篇》，并用满汉两种文字写成。2006年，该石碑立于复兴路南新建的首都博物馆东北角，并用玻璃罩加以保护。

    而另一座位于永定门燕墩上的石碑，一直得以保存，2004年在复建永定门时，永定门周边的违法建筑被拆除，燕墩露出真容，现在燕墩上的石碑实行封闭管理。

2013年在天桥旧址偏南处，复建了天桥，并复制了刻有《帝都篇》和《皇都篇》的石碑以及《正阳桥疏渠记》石碑，分别立于天桥两侧，恢复了天桥原有一河一桥双碑的景观。笔者建议，可将《正阳桥疏渠记》石碑从大杂院里亮出来，这样，永定门外的广场以及永定门内的街心花园，与燕墩、天桥景观形成一体，成为人们了解历史文化的好地方。

编辑：马晓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