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元和元年（806），白居易罢校书郎后，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官周至县尉。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官。然而，在两年的县尉任内，诗人亲身经历了官僚政治的腐败，也同时切实地体会到人民生活的疾苦，从而使他很快地写出了脍炙人口的《长恨歌》和著名的讽喻诗《观刈麦》。

    不久，白居易被调回长安，从翰林学士升为左拾遗。这是一个谏官的职位，有机会直接向皇帝进谏。“位卑不敢忘忧国”，白居易似乎有了一种报国有门的感觉。此时，他意气风发，诗兴如潮，写了大量为民请命的讽喻诗。《寄唐生》就是这个时期写的一首特别的诗：

    贾谊哭时事，阮籍哭路岐。

    唐生今亦哭，异代同其悲。

    唐生者何人，五十寒且饥。

    不悲口无食，不悲身无衣。

    所悲忠与义，悲甚则哭之。

    太尉击贼日，尚书叱盗时。
 
    大夫死凶寇，谏议谪蛮夷。

    每见如此事，声发涕辄随。

    往往闻其风，俗士犹或非。

    怜君头半白，其志竟不衰。

    我亦君之徒，郁郁何所为？

    不能发声哭，转作乐府诗。

    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

    功高虞人箴，痛甚骚人辞。

    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

    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

    未得天子知，甘受时人嗤。

    药良气味苦，琴澹音声稀。

    不惧权豪怒，亦任亲朋讥。

    人竟无奈何，呼作狂男儿。

    每逢群盗息，或遇云雾披。

    但自高声歌，庶几天听卑。

    歌哭虽异名，所感则同归。

    寄君三十章，与君为哭词。

    元和四年（809），唐宪宗任宦官头目吐突承璀为招讨使，白居易上书《论承璀职名状》极力反对，说宪宗是“自损圣名”，当“取笑于万代之后”。白好生大胆，竟然斥责皇帝老子，宪宗大为不悦。谓李绛曰：“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至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幸亏李绛从中化解，说白居易“非轻言也”（以上见《旧唐书·白居易传》），让白居易逃过一劫。不过，诗人不久便改官京兆府户曹参军，仍充翰林学士。可这只是一个闲职，把白居易晾在那儿。白居易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下此诗，不能不说白居易还真的有点牛脾气，虽遭打击，然无所畏惧，心中有气，借寄抒发，表现出刚直忠义而敢言直谏的精神。

这首诗写了两个人，一唐生，一自己。前半部分写唐生，后半部分写自己。唐生是个善哭者，作者是个善歌者。二人都是正直的志士，因为共同的心怀忠义而不满弊政的思想基础，故二人交谊甚笃。

    唐生即唐衢，其实也是个诗人，他因屡应进士不等，善为诗歌，意多感发，是白居易《新乐府》诗的最早知音之一，“惟有唐衢见，知我平生志”（《伤唐衢二首》其二），“有唐衢者，见仆诗而泣”（《与元久书》）。

    此诗开篇，以贾谊、阮籍二哭典为例，以写唐生贴切而生动。“唐生今亦哭，异代同其悲”二句，出语胆大，用笔狠重，不仅将唐生与古人相类比，意味唐生亦如前贤，而且将今时与古代类比，意味今世已同前朝。都是一哭，不为一私，所悲忠义，哭之性质无异。开篇的四句，深意微妙，矛头直指弊政，直指当国者。

    唐生何以动辄便哭呢？诗中告诉我们，原来唐生不为己悲，而为段秀实太尉、颜真卿尚书、陆长源大夫而哭，为他们感召日月的忠义精神和报国壮举而哭。“声发啼辄随”句谓，不哭则已，哭必号淘而老泪纵横。唐生善哭，爱我所爱而悲我所悲。哭必哭得理直气壮，哭必哭得感天动地。善哭之唐生为诗人所盛赞，然而却饱受凡夫俗子所揶揄，“往往闻其风，俗士犹或非”二句，既是对世俗的顺带一刺，又是自然收束而转场，由写唐生之哭，而转向写自我之诗。

    唐生长哭当歌，而诗人则是长歌当哭。“我亦君之徒，郁郁何所为？不能发声哭，转作乐府诗。”诗人自比唐生，人善哭而我善诗。而我之诗与唐生之哭无异，目的只有一个：“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这乃是白居易乐府诗的写作宗旨和创作宣言。这与其《与元九书》所阐述的“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的创作动机是一致的。“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二句，侧重于内容上说，即如实揭露权贵欺压百姓，巧取豪夺的丑恶，针砭时弊，反映生民疾苦，为民疾苦而呼吁，不写无痛呻吟的空洞文字。而“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侧重于形式上说，即语言朴质无华，表达直截了当，不求音节新奇和词藻华丽，走通俗化、平易化之路。而这种诗歌改革主张，全是为了达到讽喻的目的。不管这讽喻的写法为人所不理解，与唐生的哭一样受人讽刺，只要“庶已天听卑”而“不惧强权怒，亦任亲朋记”。为了天子不受蒙蔽而能够改革弊政，诗人“甘受时人嗤”，甘被呼为“狂男儿”。真是好一副绝不退让的决斗士的精神面貌，让人感佩之至也。

    诗的最后，以“歌哭虽异名，所感则同归”二句，照应全篇，合二为一。此二句意味因其弊政而作诗和唐衢因忧愤而悲哭，性质完全一样，都是忠义之举。故南宋黄彻《巩溪诗话》评曰：“忠臣义士，欲正君定国，惟恐所陈不激切，岂尽优柔婉晦乎？”

    《寄唐生》一诗，让我们看到，白居易对自己的诗歌创作有一种期待，那就是“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学奇，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他认为文学里的格律、形式、文字都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三个字：“生民病”，就是老百姓的病苦，要反映出来让天子知道。如果写出这样的东西天子看了没有感觉，他甘愿为世人嘲笑。这是非常大胆的言论。皇帝看了都不懂吗？没有感觉吗？可能皇帝根本没有看到，诗人就自己招致了利益集团的怨恨。其实，当时白居易已经身处逆境，险象环生。他一首接一首不断问世的“讽喻诗”，已使“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使“执政者扼腕”，使“握军要者切齿”，然而他仍然书生气十足，对自己所处的状态并不在意，竟然大大咧咧地当面指摘唐宪宗的招讨宣尉使的错误，使皇帝勃然大怒。虽经说情后幸免处分，但谏官的职位是无从保全了。此后因此而被调任左赞善大夫，并最终因年轻气盛，在新职位上仍不能安分守己，落得个被逐出京城，贬谪江州司马的结局。